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78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只有19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2007年達到2360美元，2012年已達到約5000美元的水平，比1978年增長了26倍多。

消費水平提高是收入增長的最重要例證，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支出僅為311元和116元。如今，城鄉居民一個月的消費支出就相當于1978年的三、四倍。與此同時，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大幅度下降，30多年來下降幅度超過2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居民的生活質量有了很大提高。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一邊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一邊卻是居民對收入分配的日益不滿。有關調查顯示，當前至少有60%以上的民眾對收入分配現狀不滿意。在物價上漲迅速的時期，大家的不滿情緒尤為強烈。“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已成為民眾宣泄不滿的一種典型方式。

國內外學者們的理論研究發現，人們的幸福感不僅僅來自于絕對收入的增加，而更多地來自于相對收入的公平。

美國著名學者伊斯特林在1974年曾經提出過一個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論”，即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不一定導致幸福增加，在收入達到某一點之前，快樂隨收入增加而增加，但超過該點后，這種關系并不明顯。

克拉克、奧斯瓦德、多恩等經濟學家跨國和跨時的實證研究均表明，幸福感與絕對收入水平只有非常微弱的相關性，但與相對收入則具有顯著的負相關性，相對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要遠遠大于絕對收入。中國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則是對收入不公影響幸福感的中國式思維的另一種解釋。

這就意味著，收入分配不公而非絕對收入水平是導致當前公眾不滿的根源。事實上，在當前中國，收入分配不公是一種普遍存在且十分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體制的偏向性使得部分群體無法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成為導致經濟社會不穩定的制度性根源。

城鄉差距是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第一大因素，在各項原因中占比40%以上。很顯然，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僵化的土地制度是拉大城鄉差距的罪魁禍首。即使是已經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也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受到種種歧視。

壟斷是加劇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大原因。在同一個市場經濟競爭體系中，壟斷企業和非壟斷企業根本就不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壟斷企業憑借強大的壟斷力量在獲取資源和資金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進而攫取高額利潤。在內部人的控制下，又存在巨大的高福利、高工資沖動。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眾多非壟斷企業市場競爭激烈、生存環境惡化，致使員工工資福利欠佳。

灰色收入是民眾最為反感的現象之一，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體現。由于監督管理制度的缺陷，致使我國灰色收入規模龐大，并已成為擴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其來源主要是圍繞權力對公共資金和公共資源的分配而產生的腐敗、尋租、侵占公共資金和他人收入、聚斂財富等行為。盡管具體數額到底有多少尚存爭議，但灰色收入的存在本身就說明國民收入分配已嚴重扭曲。

由此可見，收入分配作為社會經濟運行的結果，反映的是整個社會的健康狀況。要想順利實現“中國夢”，增加國民的幸福感，必須把公平正義作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核心原則和主要目標。應從掃除制度性障礙入手，盡快形成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

主要包括：打破分割的、歧視性的戶籍制度界限，消除居民之間的身份差別，為彌補城鄉收入差距創造條件；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打破壟斷格局，采取多種措施抑制壟斷企業收入增長過快的勢頭；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堅決阻止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泛濫。

只有一個公平正義的制度環境，才能實現全體國民的“中國夢”，才是防止經濟社會動蕩、化解各種矛盾的最有力武器。